作者简介:李君军 工程师,1987年生,2012年毕业于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矿物学、岩石学、矿床学专业,现在中国石油浙江油田公司勘探开发事业部从事地质综合技术管理工作。通信地址:402100 重庆市永川区凤凰大道118号。E-mail:lijj85@petrochina.com.cn
随着油气勘探开发向深层-超深层及非常规领域快速发展,储层致密程度加剧,孔隙尺度从毫米级急剧缩减至微米级乃至纳米级,孔隙数量呈指数级增长,孔径分布跨度显著拓宽,致使孔隙结构的复杂程度一再攀升。在此背景下,传统的直接观测法和压汞法难以精细刻画纳米级孔隙结构特征,更无法有效量化其强非均质性。鉴于气体吸附(N2、CO2)及核磁共振(NMR)技术能够有效识别微小孔隙,结合分形几何理论,可通过分形维数( D)定量表征孔隙结构的跨尺度自相似性,为解决这一难题提供了新途径。系统综述了压汞毛管压力曲线、气体吸附等温线及NMR弛豫谱的主流分形建模方法,对比了各方法在纳米-微米尺度的适用性边界与互补策略,总结了分形维数与储层物性(如渗透率、含气性)的定量关联模型。研究表明,融合多实验的分形维数可构建“微孔-介孔-宏孔”全尺度复杂度评价体系,为非常规储层甜点预测提供理论支撑。未来,人工智能驱动的动态分形校正技术与多源数据融合模型是孔隙结构分形分析的重要发展趋势。
With the rapid expansion of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into deep, ultra-deep, and unconventional domains, reservoir rock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tight. Pore scales have shrunk dramatically from millimeters to micrometers and even nanometers, while pore numbers have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and pore-size distributions have broadened substantially. These changes have led to a significant rise in pore-structure complexity. Under such conditions, traditional direct observation and mercury intrusion techniques can no longer adequately characterize nanometer-scale pore structures, nor can they effectively quantify their strong heterogeneity. Gas adsorption (N2/CO2) and 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 techniques enable the detection of micro-and nanopores. When combined with fractal geometry theory, the fractal dimension ( D) can quantitatively describe the cross-scale self-similarity of pore structures, offering a new pathway to tackle this challenge.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reviews mainstream fractal modeling approaches based on mercury injection capillary pressure curves, gas adsorption isotherms, and NMR relaxation spectra; compares their applicability ranges and complementary strategies across nano-to micrometer scales; and summarizes quantitative models linking fractal dimensions with reservoir properties such as permeability and gas content.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tegrating fractal dimensions derived from multiple experimental techniques can establish a full-scale complexity evaluation system covering micropores, mesopores, and macropores,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sweet-spot prediction in unconventional reservoirs. Looking ahead, AI-driven dynamic fractal correction methods and multi-source data fusion models represent important future directions for pore-structure fractal analysis.
随着非常规油气资源开发的不断深入, 致密储层(包括致密砂岩、页岩、煤岩等)因其低孔低渗、非均质性强等特点, 已成为当前研究的重点。这类储层的孔隙结构呈现多尺度、强非均质性的典型特征[1]。其孔径分布范围极广, 从纳米级(<100 nm)的黏土矿物微孔延伸至微米级(>1 μm)的粒间溶蚀孔, 部分裂隙可达毫米级, 尺度差异高达6~8个数量级。这种复杂的孔隙结构直接控制了油气的赋存状态与渗流能力, 是储层评价与开发方案设计的关键依据[2]。
传统孔隙结构表征方法(如直接观测法、间接测定法、数字图像法等)在准确描述致密储层孔隙结构方面面临挑战。直接观测法(如铸体薄片、CT、SEM)虽能直观呈现孔隙形态, 但存在有效观测范围小(如SEM单视场仅数μm2)、分辨率有限(通常>5 nm)及代表性不足(基于二维切片)等缺陷[3]。间接测定法(如压汞法、气体吸附法、核磁共振法)可提供宏观平均参数(如平均孔径、孔隙度等), 但难以刻画多孔介质的非均质网络拓扑结构[4, 5, 6]。数字图像法通过提取孔隙形态参数(如圆度、连通性)来描述结构特征, 然而其对纳米级微孔的分辨率不足, 且参数间关联性差, 难以建立统一评价标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 上述传统孔隙结构表征方法对于高-过成熟海相页岩等非常规储层, 因其孔隙呈纳米-微米尺度连续分布(孔径5~750 nm, 平均值100~200 nm), 单一尺度实验或方法更难覆盖全孔径分布(如压汞法无法评估10 nm以下的孔隙)[7, 8]。
分形几何由Mandelbrot于1975年提出, 用于描述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复杂不规则结构, 其核心是标度不变性, 即当观察尺度变化时, 物体局部与整体具有相似性或统计自相似性[9]。多孔介质(如岩石)的孔隙网络便属于此类结构, 在放大观察时仍呈现相似的孔洞与连通性模式。分形理论通过分形维数(D, 一个非整数维度)来量化这种不规则结构的自相似性, 为跨越纳米-微米尺度表征孔隙复杂性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数学工具, D的取值范围为2~3, 数值越高表明孔隙结构越复杂、非均质性越强。该参数可通过分析实验数据(如压力-体积曲线、弛豫时间谱、吸附等温线)中的幂律关系来求取, 从而实现对孔隙表面粗糙度、空间分布及连通性的综合表征。
分形维数作为量化孔隙结构复杂性的关键参数, 已在致密储层的孔隙分类、渗流模拟及产能预测等领域展现出重要应用价值[10]。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分形表征理论在压汞法、气体吸附法和核磁共振法等实验技术中的应用现状, 以期为储层精细评价和高效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分形理论为量化致密储层微观孔隙结构的复杂性提供了有力的数学工具, 其核心理念包括自相似性和统计分形。自相似性是分形理论的基础, 指孔隙结构在不同观测尺度下(如放大10倍或100倍)呈现出统计意义上的相似模式, 例如, 页岩有机质微孔的分支形态在纳米级与亚微米级尺度上具有一致性。统计分形则强调, 尽管孔隙结构呈现随机分布, 但其背后存在统计规律, 这一概念非常适用于描述致密储层中高度非均质的孔隙网络。例如, 当孔隙数量(N)与特征尺度(如孔径r)满足幂律关系
1.2.1 单重分形模型
单重分形模型使用单一分形维数来描述孔隙结构的整体复杂性, 其基本假设是孔隙在全尺度范围内具有统一的自相似性。该模型计算简便, 常用模型包括气体吸附法中的FHH(Frenkel-Halsey-Hill)模型和压汞法中的毛管束模型等, 能够通过单一参数快速量化孔隙非均质性。然而, 其局限性在于无法反映不同尺度(如微孔与大孔)孔隙的结构差异, 对于非均质性强、多类型孔隙混合的岩石, 表征精度较低。因此, 单重分形模型更适用于孔隙结构相对简单、均质性较强的岩石, 例如泥页岩[11]。
该模型通过分析双对数坐标下润湿相饱和度(S)与毛管压力(pc)之间的关系曲线, 计算对应直线的斜率来得到分形维数(图1)。并通过拟合优度(R2)表明分形维数值的可信程度, R2越接近1说明计算得到的分形维数D越真实、可靠。
| 图1 典型泥页岩样品lgS与lgpc的关系曲线(据参考文献[12]) |
1.2.2 多重分形模型
多重分形模型通过分形谱或多个分形维数来表征孔隙结构, 可考虑不同尺度孔隙自相似性的差异, 从而精细刻画微孔、中孔、大孔等不同尺度范围的孔隙非均质性, 并捕捉孔隙分布的“局部不规则性”。由于其计算过程相对复杂, 需要对不同尺度数据进行分段拟合或进行多重分形谱分析, 关键参数包括奇异强度、谱宽等。该模型适用于孔隙结构复杂、非均质性强、多类型孔隙共存的岩石。这类岩石的孔隙尺度跨度大(从纳米级到微米级), 且不同尺度孔隙的形成机制和结构特征差异显著, 例如, 致密砂岩(含有粒间孔、溶蚀孔和微裂缝, 孔隙分布离散)、页岩(同时发育有机质微孔、黏土矿物层间孔, 分形特征差异大)、高演化煤岩或构造煤(受构造或热演化影响, 微孔、裂隙与大孔混合分布, 结构破碎)等[11]。
随着储层孔隙结构复杂程度升高, 当孔隙存在显著尺度差异(如微孔与大孔自相似性不同)或形成机制分异时, 多重分形模型可更精准地表征不同尺度孔隙的非均质性。以吐哈盆地大南湖煤田西山窑组煤样基于N2吸附数据的多重分形分析为例(图2), 可以观察到以下特征:代表性样品配分函数χ(q, ε)与测度ε的双对数曲线呈现良好的线性关系(图2a), 证实了介孔分布具有多重分形行为; 质量标度函数τ(q)与统计矩阶q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图2b), 进一步验证了多重分形特征; 广义分形维数D(q)随统计矩阶q的增大而减小, 呈现“反转S形”曲线特征(图2c), 表明介孔连通性良好; 多重分形奇异谱f[α(q)]与α(q)曲线呈现上凸的抛物线特征(图2d), 且奇异谱呈现出明显的右钩状, 指示了大孔隙数量少但对整体渗流的控制作用突出, 小孔隙数量多但对渗流的影响甚微。
| 图2 吐哈盆地大南湖煤田西山窑组煤样基于N2吸附数据的多重分形(据参考文献[13]) |
2.1.1 实验原理与数据基础
压汞法(MIP)基于非润湿流体(汞)在压力作用下克服毛细管阻力进入多孔介质孔隙的原理测定孔隙结构, 其核心为Washburn方程:
式中:pc为毛管压力, MPa; γ为汞的表面张力, mN/m(在常温常压下, 其值约为4.85 mN/m); θ为汞与岩石的接触角, 常温下约140°; d为孔隙直径, μm。
公式(1)表明, 汞能够侵入的孔隙半径与外加压力成反比。通过控制压力, 可依次测量不同尺寸孔隙的汞饱和度变化, 进而通过压力与汞饱和度曲线(图3a)和孔径分布曲线(图3b), 分析岩石的孔径分布、孔隙喉道大小与汞饱和度的关系等孔隙结构特征。由压力与汞饱和度曲线可提取排驱压力(汞开始大量进入孔隙的临界压力)、中值压力(进汞饱和度50%时的压力)、孔喉半径分布、退汞效率等核心参数。进行数据处理时, 需将压力-体积数据换算为孔径-体积分布, 并结合曲线形态分析孔隙非均质性。对于复杂储层, 常需通过分段拟合来区分不同尺度孔喉的贡献。
| 图3 沁水盆地东北部深部煤系砂岩压汞曲线(据参考文献[14]) |
2.1.2 分形模型与计算方法
基于压汞数据计算分形维数的模型主要有Brooks-Corey法和LiKewen法两种。
2.1.2.1 Brooks-Corey法
Brooks R H与Corey A T提出了一种毛管压力计算模型, 计算式如下:
将上式两边取对数得:
式中:
由公式(3)可知, 在双对数坐标下, pc与
当孔隙结构具有单一分形特征时, lgpc与
| 图4 沁水盆地东北部深部煤系砂岩孔隙分形曲线(据参考文献[14]) |
2.1.2.2 LiKewen法
LiKewen推导出进汞饱和度(SHg)、毛管压力(
将上式两边取对数得:
根据公式(5)可知, 在双对数坐标中,
与Brooks-Corey法相比, LiKewen法无需确定排驱压力, 能充分利用全部压汞数据, 因而适用性更广, 尤其适用于孔隙结构复杂、非均质性强的致密砂岩、页岩等。以莺歌海盆地黄流组储层为例(图5)[17], 其压汞曲线的分形关系在双对数坐标中呈现多段线性特征, 拟合优度(R²)多大于0.8, 揭示了储层的多重分形特性。以转折点对应的孔喉半径为界, 可将孔隙划分为大、中、小3个区间并分别计算不同孔隙区间的分形维数(D1、D2、D3)。值得注意的是, 4类储层中, 中等孔径区间的分形维数D2普遍大于3, 这超出了传统理论范围, 指示该区间孔隙结构具有极强的非均质性与复杂性。
| 图5 莺歌海盆地东方A-1区黄流组一段4类压汞曲线的孔喉分形曲线(据参考文献[17]) |
2.2.1 实验原理与数据基础
气体吸附法(Adsorption)是表征纳米级孔隙结构的一种重要手段, 通常联合使用N2吸附(温度77 K)和CO2吸附(温度273 K)。N2吸附基于毛细凝聚原理, 主要用于表征2~50 nm的介孔, 可获得吸附-脱附等温线(图6)[18]; CO2吸附基于微孔填充理论, 以其在温度273 K下更高的动力学能量, 能更有效表征<2 nm的微孔(图7)[19]。两种方法的核心数据均为吸附气量与相对压力(p/p0)的关系曲线。
| 图6 四川盆地焦石坝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N2吸附-脱附曲线特征及孔径分布特征(据参考文献[18]) |
| 图7 川南地区龙马溪组混合质页岩CO2吸附及孔径分布(据参考文献[19]) |
2.2.2 分形模型与计算方法
目前, 研究人员基于N2吸附实验建立了一系列分形模型, 包括FHH(Frenkel-Halsey-Hill)模型、NK(Neimark-Kiselev)模型、AJ(Avnir-Jaroniec)模型以及ZL(Zhang-Li)模型。其中FHH和NK模型理论基础坚实, 结果可靠, 应用范围广泛, 尤其FHH模型计算简便、最为常用, 结果也直观明了; AJ模型则需要多种吸附质, 实用性相对较低; ZL模型较为复杂, 目前仍在不断发展中。总体而言, FHH和NK是目前较为常用的两种模型。
基于CO2吸附实验研究微孔分形的模型主要基于微孔填充和吸附势理论。其中最核心和常用的是基于 DA(Dubinin-Astakhov)理论的模型, 该模型源自Polanyi吸附势理论, 通过吸附体积与相对压力对数的平方之间的线性关系来求取分形维数, 是处理微孔填充的标准方法, 物理意义明确且应用广泛。另一重要模型是基于NK(Neimark)理论的热力学模型, 其从热力学角度出发, 利用吸附势能与表面积变化的关系推导分形维数, 理论严谨且不依赖特定孔形假设, 被认为结果更为可靠。此外, 还有如WL(Wang-Li)模型等修正方法, 尝试将FHH模型扩展至微孔领域以统一描述吸附机理, 但模型较为复杂。需要指出的是, 尽管DA模型在微孔吸附研究中应用广泛, 但在煤岩微孔分形研究中, 为强调与实验吸附等温线更直接相关的表达式, 主要采用NK模型与V-S模型。V-S模型最早由Mandelbrot提出, 利用固体多孔介质的孔体积和比表面积相关性来计算对应孔径孔隙的分形维数值, 尽管在煤岩研究中应用较少, 但煤岩作为多孔介质符合其理论假设, 且已有研究表明该模型在微孔结构表征中具有较高的计算精度和稳定的拟合性能[20]。下面主要阐述3种常用模型的计算方法。
2.2.2.1 FHH模型
FHH模型是N2吸附分形表征中最常用的模型, 其计算式如下:
式中:Vp为平衡吸附量, mL/g; a为拟合直线的斜率; b为截距, 受吸附质分子大小、孔隙形状及温度等因素影响; p0为气体在吸附温度下的饱和蒸气压, MPa; p为实验中的实际压力, MPa。
基于FHH模型, 通常以lnVp对ln[ln(p0/p)]作图, 通过线性拟合求取斜率a, 进而由分形维数的计算公式D=a+3得到D[21]。在实践中, 常根据相对压力将曲线分为高压区(p/p0≥0.5, 反映渗流孔结构)和低压区(p/p0<0.5, 反映吸附孔结构), 并分别计算其分形维数DH和DL(图8)[22]。
| 图8 胜利煤田褐煤N2吸附孔隙分形维数(据参考文献[22]) |
2.2.2.2 NK模型
NK模型是CO2吸附分形表征中结果更为可靠的模型, 该模型从热力学角度出发, 将吸附过程视为新表面的生成过程。基于Gibbs方程, 认为将吸附剂表面从吸附膜覆盖下的“核心”表面积扩展到实际表面积所需的功与相对压力有关。对于分形表面, 此关系也遵循幂律定律:
式中:SNK为根据吸附数据计算的等效表面积, m²/g; δ为吸附膜厚度, nm; C为常数。
2.2.2.3 V-S模型
对于CO2吸附表征的微孔体系, V-S模型是具有较高计算精度表征的方法之一。该模型基于吸附势理论和孔径分布函数, 其关系式为:
式中:V为不同压力条件下吸附质体积, cm3/g; Dw为V-S模型拟合得到的微孔分形维数; SVS为孔隙累计比表面积, m2/g。
通过在双对数坐标下拟合lnV与lnSVS的数据点, 其线性关系的斜率即为3/Dw(图9)。拟合优度(R2)越高, 表明孔隙结构在该尺度范围内的分形特征越显著。例如, 张黎明等[23]对贵州糯东煤矿高阶煤的研究显示, 低温CO2吸附数据在V-S模型中线性关系良好(R2≥0.998), 计算得到的分形维数D3介于2.453~2.492之间, 与前人研究结果吻合。
| 图9 糯东煤矿CO2吸附V-S模型分形拟合(据参考文献[23]) |
2.3.1 实验原理与数据基础
核磁共振技术基于氢核在磁场中的弛豫特性来表征孔隙结构。当岩石饱和水后置于磁场中, 氢核被极化, 撤去射频脉冲后测量其横向弛豫时间(T2)分布(图10)[24]。T2值与孔径大小正相关(T2∝r)。小孔隙对应短T2, 大孔隙对应长T2[25, 26, 27, 28]。通过对T2图谱的分析, 可获得孔隙尺寸分布和流体赋存信息, 其有效表征孔径范围为4 nm至1 000 μm。
| 图10 山西吕梁原生煤样饱水样及离心样T2图谱(据参考文献[24]) |
2.3.2 分形模型与计算方法
核磁共振分形分析常采用累积体积法, 其模型计算式如下:
式中:
在双对数坐标下, lgSV与lgT2呈线性关系, 其斜率为(3-D), 由此可求得分形维数D。鉴于全T2图谱常呈现多段特征, 分段计算更为常见。
2.3.2.1 拐点分割法
以T2谱的天然拐点(如T2=10 ms)为界, 将孔隙系统划分为纳米级微孔(短T2段)和微米级孔隙(长T2段), 并分别计算其分形维数Dmin和Dmax。Dmin反映较小孔隙的表面粗糙度和非均质性, Dmin越大, 较小孔隙结构越复杂; Dmax则表征较大孔隙的整体复杂性, Dmax越小, 意味着孔隙连通性越好, 越有利于渗流(图11)。
| 图11 新疆阿克苏地区矿样核磁共振孔隙结构分形维数(据参考文献[25]) |
2.3.2.2 流体分割法
又称“单T2c”法, 该方法基于“饱水-离心”联测获得的T2截止值(T2c), 将孔隙系统划分为束缚流体孔和可动流体孔, 并分别计算其分形维数Dbf和Dmf。Dbf反映束缚流体赋存空间的复杂程度, Dbf越大, 结构越不规则; Dmf表征可动流体孔隙的复杂程度, Dmf越小, 通常指示其连通性越好, 对渗流贡献越大(图12)。此外, 还存在“双T2c”法等更复杂的模型, 但其准确性与适用性仍需进一步验证。
| 图12 核磁共振“单T2c”法(据参考文献[29]) |
准确表征孔隙结构的分形特征是量化非均质性和评价储层物性的关键。压汞法、气体吸附法和核磁共振法在分形表征中各具特色, 其适用性在尺度、样品和技术特点上存在显著差异(表1)。
| 表1 3种实验方法的分形表征适用性对比 |
压汞法主要覆盖孔径10 nm至1 000 μm的中-大孔, 尤其适用于致密砂岩等坚硬岩石, 能直接获取孔径分布, 操作简便, 适合批量分析。但其高压环境可能破坏松软或脆性样品(如部分页岩、煤岩)的结构, 且对微孔(<2 nm)表征能力有限[30]。
气体吸附法特别是CO2吸附与低温N2吸附, 在纳米孔表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CO2吸附专注于微孔(<2 nm), N2吸附主要针对介孔(2~50 nm)。两者结合可实现微-介孔的全尺度精细表征, 但其对封闭孔和超大孔隙的识别能力不足[31]。
核磁共振法具有无损检测的优势, 可表征从微孔到微裂隙的全尺度孔隙, 并能区分束缚流体与可动流体, 对评价储层渗流能力至关重要[32]。然而, 其对极小微孔(<0.7 nm)的表征精度相对较低, 且结果易受岩石中顺磁性矿物的影响。此外, T2谱不能直接转化为孔径, 故需与气体吸附、压汞法联合使用以覆盖全孔径范围。
综上所述, 单一技术难以全面表征致密储层的复杂孔隙系统, 多种方法联合应用已成为必然趋势。
大量研究表明, 致密储层的分形维数普遍具有分段特征, 单一方法难以实现全孔径的精确表征, 所以多方法数据融合成为构建全尺度孔隙复杂度评价体系的有效途径。例如, 通过曲线拼接法整合CO2吸附和N2吸附数据, 可以清晰地展示从微孔到介孔的孔容增量变化(图13)。李天等[33]研究神木地区延安组煤岩发现, 孔容主要集中于微孔(占总孔容的62.9%~84.7%), 且在孔径0.85 nm附近出现孔容增幅峰值, 指示该孔径下孔隙最为发育。联孔法即低温N2吸附和CO2吸附的曲线拼接, 它是依据临界状态下N2、CO2的毛细管凝聚估算孔径分布, 可获得较为准确的比表面积和孔径分布比例。核磁共振与联孔法的对比结果, 在微孔和介孔分布上表现出良好的一致性, 但在大孔表征上可能存在差异, 这就需要引入其他技术(如CT扫描)进行综合研判。分形维数的分段特征深刻揭示了储层内部孔隙结构的复杂性与非均质性, 这对于精确评估储层的储集与渗流能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 图13 鄂尔多斯盆地神木地区延安组四段煤孔容与孔径的变化关系(据参考文献[33]) |
分形维数与储层物性参数(如孔隙度、渗透率)及矿物组成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刘硕等[34]对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储层的研究表明, 基于压汞的总分形维数与孔隙度、渗透率呈负相关(图14)。其中, 中孔分形维数与物性的负相关性最为显著, 且拟合优度R2较高, 说明较大孔喉的复杂程度是控制储层物性的主要因素; 而过渡孔分形维数和微孔分形维数与物性之间呈正相关, 但拟合优度R2较低, 相关性较弱, 表明其对渗流能力的直接影响较小。
| 图14 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中东部延长组长6段分形维数与孔喉结构参数的关系(据参考文献[34]) |
在特殊储层(如构造煤)中, 分形维数与物性的关系更具指示意义。武轶凡等[24]研究发现, 构造煤的吸附孔分形维数大于原生煤, 而渗流孔分形维数略小, 这表明构造煤更利于瓦斯渗流, 而原生煤则更利于瓦斯吸附。当储层以微-介孔为主时, 分形维数对渗透率的指示作用尤为突出。张利飞等[25]对含铀泥砂岩的研究证实, Dmax(代表较大孔隙的分形维数)与渗透率呈显著的指数负相关, 因为Dmax越大意味着主要渗流通道越复杂、连通性越差, 而Dmin(代表较小孔隙的分形维数)对渗透率影响甚微。
分形维数同样受物质组成的控制。如图15所示[35], 分形维数D1与石英、长石含量呈负相关, 因为这些刚性矿物倾向于形成相对平滑的孔喉和溶蚀孔道, 简化了孔隙结构; 其与方解石和黏土矿物含量呈正相关, 这是因为方解石胶结物会堵塞孔喉, 而黏土矿物遇水膨胀会充填孔隙, 二者均导致孔隙结构复杂化。
| 图15 吴起地区延10段致密砂岩储层分形维数与矿物组分的关系(据参考文献[35]) |
分形理论是表征致密储层纳米-微米级孔隙复杂性的有效工具, 分形维数可综合反映孔隙结构的统计自相似特征; 压汞法、气体吸附法、核磁共振法3类实验方法在分形表征中各有侧重, 其分形维数具有尺度互补性; 多方法数据融合可构建覆盖全孔径范围的孔隙复杂度评价体系。
目前, 分形理论在致密储层孔隙结构表征中也面临诸多挑战。例如, 不同实验方法的分形维数计算模型存在差异, 直接对比缺乏理论依据; 分段分形孔径的确定多依赖经验, 缺乏统一标准; 现有研究多为静态分析, 缺乏孔隙结构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分形特征研究。
未来需进一步开展动态分形表征, 研究开发过程中(如注水、压裂)孔隙分形维数的演化规律, 融合人工智能技术, 利用机器学习算法自动匹配不同方法的分形维数, 以提高跨尺度表征精度, 进而推动分形理论在非常规油气开发中的应用深化。
编辑 唐艳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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